要男人大张旗鼓地开启一种公众诉求或改革运动是不大可能的。美国从1970年代展开的男性运动，也都仅仅存在于如学术界或宗教界等的范畴内，极少真正付诸行动，成为社会主流议题。

　　这些由各路男性主导的男性运动派别者，谁也不想让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成为普遍被同情的“女性=弱者”的“打手”，此其一也;再者，主事者纵有满腹理论和研究成果，也不愿意自己被误认是男性弱者而跳出来向社会讨公道的。所以有关男性议题，在整个言论市场上几乎是看不到的。

　　更妙的是，当我这个研究男性文化的女作家，对一群台湾男性精英，讲述一般上海男人爱家顾家和不使用暴力的性别文化特质时，有位颇富人文素养的知名男作家当场质问我“是否企图阴柔化男人”。

　　男人面对的处境

　　信手拈来列举几项：

　　女性企图自杀人口是男性的两倍，但男人自杀身亡者是女人的三倍;40岁以上男性性功能障碍者达五成以上，且有不断攀升之势;男性医疗就诊率较女性低28%;男性平均寿命较女性短6～8年;成立之离婚案中，近八成由女性主动提出;(美国2000年)女硕士是男硕士的1.38倍;(英国)每天有100个男人因监护权判决而与孩子分开。当然，还有更多隐而未现或难以量化的数据和趋势现象。

　　正由于男性处境问题始终隐含在个人事件中，等发酵成熟时，往往已经化为社会新闻版面上一桩桩的惨剧，大家也就日复一日变得麻木不仁。女人的心态又如何

　　过去女性大多处于父权宰制的第二性角色位置上，一部部妇女运动血泪史，让很多女人没有看到男人同样已经伤痕累累。如今，两性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尊卑、强弱关系依旧存在。

　　就拿现今面临的“赶女人回家”，把工作机会让给男人的呼声，势必会冲击到性别权力关系中的致命点——女性经济自主的问题，特别在女人已经尝过“独立”的滋味后，再要她们走“女主内”的回头路，肯定是不现实的。

　　因此，指望女人放下不平的情绪，试着理解男人的处境，确实不太容易，就像我偶尔会遭遇到的状况：“你做‘男性关怀’工作?管他们臭男人干啥?”虽然如此，前后七八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告诉我，男性角色处境的觉知和省思关键，最终还是得靠女人激活。

　　曾将美国男性运动区分为六大派别的David Throop，在1996年把男性议题整理出7大类和70多个子项，其中包括不平等的负担如男人约会请客和离婚赡养费，还有不平等的判决如儿女监护权、探视权，以及男人对生育控制与堕胎的同意权等等，都意味着妇女运动为女性挣来的性别人权，曾几何时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。女人能否反省自己是否还紧抓着旧特权不放呢?女人过去享有的是弱势者福利，若非靠法律予以规范，既得利益者是很难自省的。

　　而男人又没有像样组织或社会资源足以观照这个问题。适应男性文化的惯性之一是“和女人斤斤计较有损男性尊严”，于是女人反而双重享有旧特权和新平权。

　　谁来“解放男人”呢

　　男性社会没有任何足以激活男性自觉甚至男性成长的机制，就算走过30多年男性运动史的美国，也多停留在史观和社会学研究范围内。一般可看到的男性成长小团体，则大多以治疗酒瘾或毒瘾为主，彼此处境相同，没有面子问题，也才比较容易打开心扉，这和一般女性之间频繁互动是大大不同的。

　　至此可以想见，覆盖在男人社群中的种种行为现象，只有女人以曾为受害者的同理心加以理解，才能松绑桎梏了几千年的男性社群文化。 “共犯结构”可能是女人不太爱听的词语，但男性也是父权体制下的牺牲品。

　　建立中国式的“男性解放”

　　对于“赶女人回家”的社会诉求，可以理解成为“解放男人养家糊口的压力”，谁行谁上岗，角色分工毫无优劣之分，完全以维持家庭和谐、幸福安乐为大前提。那么，或许就如半个世纪前的妇女解放一般浑然天成，中国式的“男性解放”很可能自此走在国际社会的前沿。因为我们没有两性长久对立的历史创伤， “妇女解放”的去性别化特性，若加以适当导引到对男性传统角色压力也能去性别化的“男性解放”，未尝不是以人为本的最佳性别教育啊!

（责任编辑：梁泽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