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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南北朝时期“剩男剩女”要受严惩“女子十五不嫁，家人坐之”

　　在中国古代，女子婚龄标准，各朝多有变动。其中，上古周代的“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”屡被提起。此说出自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篇中，如果照这么说，中国早期是实行晚婚晚育的国家。从史料来看，实际不然。这个婚龄杠杠，不是现代婚姻中的最低结婚年龄，而是成年男女必须结婚的年龄上限。

　　中国古代其实是“早婚国家”，特别是女性的结婚年龄普通较低。早的11岁就结婚了。据《梁书·张缅传》和《周书·城冀传》，梁高祖第4个女儿富阳公主和北周高祖女儿平原公主都是11岁出嫁的。更早的还有在6岁就结婚的，汉昭帝八岁继承皇位，娶“年甫六岁”的上官安女为皇后。

　　按照《礼记》所规定的男女成年标准来理解，古代嫁娶年龄一般标准是男20岁、女15岁。但各朝代有异，如唐代，“男十五、女十三以上，得嫁娶”；明代，“凡男年十六、女年十四以上，并听嫁娶。”

　　为解决人口出生和男子婚配问题，有不少朝代采取强制女性出嫁的手段。如在晋代，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嫁人，否则官府要强行给她找对象。《晋书·武帝纪》记载，司马炎就曾要求，女孩子到17岁了，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，那么地方官府就要给她找老公，逼其强行嫁人。

　　到了南北朝时，还出现了如果女孩适龄不出嫁犯法的规定，不及时出嫁家里人都要跟着坐牢，这就是《宋书·周朗传》中说的，“女子十五不嫁，家人坐之。”现代有不少女孩子，选择男友挑三拣四的，最后把自己弄成了“剩女”，在当时这样做肯定不行，会给家人带来麻烦的。这种强迫女子出嫁的初衷，虽然可能首先是出于增加社会人口的考虑，但在客观上却解决了不少光棍娶不起老婆的问题。

　　先秦时期已有“官媒”晋代女性十七岁不嫁“使长吏配之”

　　在中国古代，男女结婚大多是遵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媒人就是给男女牵红线的介绍人，《说文》称，“媒，谋也，谋合二姓者也。”元代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中，崔莺莺和张生在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，一见钟情，私定终身，中间有一个红娘，这红娘就是媒人。

　　过去男女结婚，没有媒人是不成的，即便真是私下定情，也得请个形式上的媒人来说亲，叫“采媒”。早在先秦时期就是这样，如《诗经·南山》的《氓》中有一句：“匪我愆期，子无良媒”，说明了当时非媒人不可嫁的现实。

　　后来不少朝代从法律上规定，结婚必有媒人，如果没有则违反当时的“婚姻法”。如《唐律·名例》疏：“嫁娶有媒”；《户婚》疏：“为婚之法，必有行媒”。到元代，这方面规定更详细了，《元典章·户部·礼婚》：“媒妁由地方长老，保送信实妇人，充官为籍。”意思是，媒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，得由地方威信高的老人推荐，选诚实守信的已婚妇女报给官方，登记注册，统一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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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种媒人是民间性质的，属私媒。而在古代还有一种官媒，就是官府负责解决“剩男”婚姻配偶的专职人员，与今天民政部门发结婚证书的公务员在某些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，但权力更大。官媒通过强制手段给“剩男”找老婆，给“剩女”找老公，指定某女嫁某男、某男娶某女，实是一种分配婚姻，纯是“拉女配”。《晋书·武帝纪》载，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，“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，使长吏配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女孩子到17岁，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，地方官府就要找个“剩男”逼其出嫁。

　　官媒在先秦时代就存在，一直到清代都设有“官媒”。当时有大量“剩男”被发配到新疆，为了边疆的稳定，后继有人，曾设了不少官媒，方便给大量的光棍男找老婆。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妻女、灾区逃荒女子，往往被官媒指定给某一“剩男”，让他们一起生活，繁衍后代。

　　因为男多女少，官媒油水很足，“剩男”们争着送“聘金”。如果不主动送，官媒甚至直接向“剩男”索红包。有意思的是，为了防止男女绕过官媒私下来往，玩私奔，官媒常在晚上“查墙子”。所谓“墙子”，就是小巷子、旮旯等方便男女私会的地方。如果发现崔莺莺和张生那样的翻墙私会现象，往往会被官媒赶走。

　　唐代不反对女性“夫丧守志”亦提倡“夺而嫁之”

　　提倡寡妇再婚，也是古代解决单身男子配偶的一个手段。

　　我国古代民间有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扁担抱着走”的说法，且“好女不嫁二夫”，讲究从一而终。在这种迷信陋俗的影响下，让寡妇再嫁在古代还是有难度的。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，在男多女少的地方，不论是民间，还是官府，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，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，从一而终。

　　与鼓励寡妇再嫁相对应的，是鼓励男人娶寡妇。在古代，一个未婚男人娶寡妇与寡妇再嫁一样，往往被人看不起。所以，过去不只寡妇再嫁难，男子娶二婚女亦不容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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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此，古代不少朝代在婚姻上提倡移风易俗。在提倡寡妇再嫁的同时，也设置了再嫁的程序，强行让寡妇嫁人，如《唐律·户婚》之“夫丧守志”规定，丈夫去世后，如果妻子志愿守志不嫁人，别人是不能强行的，但祖父母、父母例外，可以让她强行嫁出去，即所谓“夺而嫁之”。

　　当某种非正常婚姻行为被更多人接受后，就会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婚俗。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，便不以娶寡为耻，特别是在家族内部，弟娶嫂，嫂嫁叔等并不被认为有悖于常规伦理。

　　汉代严格限制富人娶妾“庶人一夫一妇”

　　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，人类男女性别比例是保持一定的，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上不会有“剩男”或“剩女”。但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的人都知道，过去不像现代这样实行一夫一妻制，在漫长时间内，实行的是多妻制或一妻多妾制，男人拥有三妻四妾屡见不鲜。

　　这样便人为地造成了男多女少，好多适婚男人找不到适龄的女人。由于男人过度纳妾给社会带来的多方面严重问题，不少朝代对男子娶小老婆都加以严格限制，即便是一定级别的官员，能娶多少个小老婆都是有规定的，并不是说有钱就能多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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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蔡邕所着的《独断》中，记述过汉代的纳妾规定：“卿大夫一妻二妾”，有特殊贡献，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“功成受封，得备八妾”。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，可以娶一个妾，即“士一妻一妾”。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，“庶人一夫一妇”，和现代一样，是一夫一妻制。到了元代，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老百姓（庶人）不得娶小老婆。

　　即使符合纳妾条件的，也不是什么时候想纳就什么时候纳的。如在明朝，朱元璋规定亲王一级的“许奏选一次，多者止于十人”；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，减了一多半，“额妾四人”，一生中一般就是纳妾一次，除非无后才可再纳。

　　周代办“仲春会”鼓励交友“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”

　　造成适婚男子不能及时成家立业的原因很多，除了制度设计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诸原因外，很多情况下，是男女缺少谈恋爱的机会，从伦理上设置了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这类人为障碍。古人也看到了这一点，觉得不合情理，于是变着法子突破之。

　　实际上，在古代中国早期，男女交往是相当自由的。先秦时期做得最好，政府每年为单身男女提供一次交往机会。春秋时期的“仲春会”就是一个典型男女交友的大聚会，其主题是“奔”，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。《周礼》中的《地官·媒民》是这样说的，“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，若无故而不用令者，罚之。”从周代这一规定来看，这项活动是由官方推动的，强制执行，如果到时有人不“奔”，不参加聚会，还会受到处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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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仲春会为适婚男女、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交往平台，大大提高男女婚配成功率。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阴历的“三月三”，后来的清明节男女“踏春”风俗，便受到了仲春会的影响。

　　趣闻解密点评：古代人们为了提高男女的婚配率，在清明节“踏春”的习俗上，让他们相互认识，当然，除了这一天，还有正月十五、七月初七，都是单身男女觅偶的良机。七月七也被称为古代的情人节。古代为了男女婚配，也是打砂皱褶，煞费苦心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