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ipt>cript>朱熹

　　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分歧

　　近年来，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：

　　1.关于朱熹的理欲观：从批判走向正面理解

　　朱熹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主张无疑是朱熹哲学思想中知名度最高、争议最大的。“五四”时期，朱熹的这一观点结合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”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当做批判“吃人的理教”的标靶加以鞭挞，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对此批判又进一步呈现扩大化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思想的解放，对朱熹认识的深入，逐渐有了从正面理解朱熹理欲观的声音。时至今日，分歧仍然存在。

　　cript>cript>明代画家郭诩绘《朱子像》

　　2.关于“理一分殊”：学者对其解读仍争论不休

　　理一分殊的观点并非朱熹首倡，但他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哲学内涵，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最高本体论哲学原则。朱熹将宇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特别是人与万物的关系，统统纳入到“理一分殊”的理论之中予以解释。他说：“世间事，虽千头万绪，其实只一个道理，理一分殊之谓也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)由于此命题内蕴丰富，导致学者在解读时争论不休。近年来的研究已不再简单认为“理一分殊”是一种天理观和伦理观，是讲“一理”与“万理”之间的关系。但对“理一分殊”的解释，仍有较大分歧。有学者认为“理一分殊”就是“道一理殊”，道流行于天地之间，这就是“道一”；一理散为万物之理，这就是“理殊”。

　　cript>cript>武夷书院

　　3.关于“心性论”：在四个问题上存在争论

　　朱熹的心性学说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：一是人为何应当是有道德的？此为心性学说的主要方面，属于从理论上去论证的问题；其二是人如何才能成为有道德的？这是心性学说的最终落脚点，是一个从实践上如何行为的问题。针对为何的问题，朱熹从本体层面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论证系统，涉及到理、气、性和心四个最主要的概念，可以简要概括为“性体心用说”和“心统性情说”。

　　对朱熹心性论的理解，争议较多的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：心属于理还是属于气；心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；心与理之间的关系是相同还是相通；朱熹的心性论是理气二元论还是一元论，以及对朱熹心性论是非功过的评价。

　　cript>cript>朱熹（款）行书手卷

　　在史学界的努力下，一个“真实的朱熹”逐步得以呈现

　　朱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，必然也会受到史学研究者的。近年来，史学研究者采用史学实证的方法，从多角度、多层面细化了今人对朱熹的认识，丰富了朱熹研究的内容，也逐渐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朱熹。

　　1.从定于“一尊”到遭受质疑

　　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都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，对朱熹的评价亦不能外。自朱熹思想官方化后，其人也受到举世尊崇，俨然是一尊万民膜拜的真神。近代以来，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现实，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，孔孟儒学及程朱理学被当做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加以批判。在这样的思潮之下，对朱熹个人出现了负面评价，但多集中在对其思想的批判上。公允地说，这种批判在当时，是有其进步意义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左”的思想逐渐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，出于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，全面否定朱熹思想的论调不绝于耳。与此同时，朱熹被描述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、阴险狡诈的阴谋家、无恶不作的坏分子，这种妖魔化的主观片面论调在那个特殊的时期，竟成“定论”。

　　cript>cript>朱熹

　　2.纠偏举正与消除误解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学界开始有人为朱熹打抱不平，如认为朱熹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，虽有鼓吹封建等级秩序束缚人思想的一面，但也有其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面。学者通过对朱熹读书育人等方面事迹的梳理，认为朱熹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，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学问家和教育家；通过对朱熹政治事迹的钩沉发微，认为朱熹为官清正廉洁、颇有政绩，且抨击弊政，思有所改革，以缓解内部矛盾，并创造可图恢复的条件，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封建士大夫。

　　3.科学客观、走近真实

　　近年来，通过史学界的不断努力，朱熹的人物形象愈来愈丰满，也愈来愈接近历史中真实的朱熹。如学者不再着意于后世给朱熹所冠之道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等名号，而是将朱熹置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，重视朱熹作为士大夫之一员的基本身份，并以此作为基础，对朱熹展开讨论。认为朱熹之所以能够发明义理、注释经典、兴建书院，以及对时政的抨击、对君主的劝谏、对弟子的教育、对地方的建设，无一不是凭借着士大夫的身份。

　　cript>cript>朱熹故里

　　朱熹的精神造诣和学术成就，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士大夫，但绝不能将超过等同于跳过，若跳过士大夫这一身份不论，则朱熹的历史地位便反而不可理解，对其评价当然也就不能做到客观真实。

　　以朱熹“内圣外王”观念的阐释为例，传统观点认为以朱熹为首的南宋儒家，其论述的重点在于“内圣”而不是“外王”，而近年来的观点则认为“内圣”固然是朱熹等人的不朽贡献，但他们更加注重“外王”的实现，他们转向“内圣”则是为“外王”的实现做准备。由此认为在朱熹的思想与行动中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，绝不能等同于空言义理的腐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