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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东汉的政治中心长安几近瘫痪之时，董卓成了捷足先登者。可以想象，这时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恐怖之都，无论活着的朝廷官员还是寻常市民，都必然会处于某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神经质状态。虽然不值得提倡，但纯粹从权术的角度考察，此时采用恐怖的高压政策，对于迅速掌握权力，当会立收奇效。

　　他会不会是一头母狼叼大的呢？

　　在讨伐黄巾过程中，董卓几乎没有体现出什么统军之才，战功与同期的皇甫嵩、朱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他最大的一次战功是：当别的军队纷纷溃败时，只有他统领的军队“全师而返”。然而，皇帝若有着最起码的智力，他也当能早早地看出董卓的桀骜不驯。因不愿接受皇甫嵩的调度，董卓曾以兵士的情绪为借口，拒绝皇上的多次诏命。正如大型食肉动物在出击时总是相当谨慎一样，董卓这头西北大虫，此时也在自己距长安不远的驻地，一边远远地窥视着京城，一边“嗬嗬”地吐着布满血丝的舌信。

　　虽然没有丝毫古来良将的风范，但董卓作为一军之将，似乎仍然颇受部下的爱戴。这里的原因是，董卓部下多为凉州兵，亦即一群当时尚未开化的草莱之民，他们性情粗犷，嗜杀成性，不念人伦，奉行着某种与中原武士大相径庭的沙场规则。除非他具有董卓般超人的臂力，除非他本人比其中任何一个士兵都更为凶残，更能大碗喝酒、谈笑杀人，不然，驯化这些家伙将无比艰难。董卓当然完全具备贼人王的资格，他以某种部落酋长的方式实行自己的强力统治，也历来擅长用强盗义气团结下属：凡抢劫抄略所得，一概赏赐兵士。而他本人在残忍方面的出众想象力，对于激发这支“虎狼之师”的士气，也起到了可怕的促进作用。

　　董卓的军队，在人数上并无优势，步兵骑兵加起来不过区区3000人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就成功地使人们改变了这一看法。他让进入长安的士兵晚上偷偷地溜出城去，以便第二天再雄纠纠、气昂昂地重新进城，如此循环四五天，董卓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赴长安的错觉，便成为大家的一致共识。我们刚要对董卓的这点智力表示赞赏，立刻便被他下一个举动弄得不敢吭声：他白天率领兵士外出抢劫，在集市上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突然发动袭击，割下他们的人头绑在马车边或兵士的腰间，再凯旋回城。集市上的妇女则被他的士兵像圈羊般直接拖拽到营帐里……董卓希望长安人知道，自己刚才又打了一场大胜仗。

　　强人效应（或曰“马太效应”）在董卓身上也得到了体现，他的强人姿态一旦得到人们的认同，使自己迅速走向更强，也就毫不困难了。前大将军何进手下群龙无首的兵士，被董卓整编入伍；他唆使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后，丁原的战士也被忽喇喇划归董卓帐下。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素来持漫不经心态度的董卓，事实上在进入长安的第一天，就萌生了重新安排皇帝人选的想法。要知道这样一个想法，终曹操一生，都没敢真正付诸实施，在董卓眼里，就像更换当晚宴席上的菜单一样容易。谁敢不服？那好说，比如在一次宴席上，董卓身边那位人见人怕的威武将军吕布，突然从众位宾客中拽出一人，轻巧的样子不会比从鸡棚里拽出一只鸡更困难。不多久，这位刚才还在与大家一起喝酒的可怜虫，他的头已被放在一只碗盆里，端到众人面前。“这家伙图谋不轨，与诸位无关，来来来，大家只管喝酒。”董卓神色不变、热情如故地招呼道。

　　吕布，他的干儿子，无论就形象的亮丽、肌肉的结实还是对他人构成的威慑力，都活脱脱像一只金钱豹。

　　这以后，董卓训斥、发落皇帝及诸位皇亲国戚时的派头，变得极为挥洒自如，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。他指责少年皇帝“缺乏一个儿子起码的孝心，完全没有君王的风度”，便把他从御座上赶下来了，废为“弘农王”。不多久，突然觉得不够利落，又朝那个可怜孩子（他其实还真是个孩子）的喉咙里，灌入一杯毒酒。董卓指责太后“逆妇姑之礼，无孝顺之节”，把她迁出皇宫后不久，照例又赐上一把刀。──董卓不是君主，但他的所作所为，即使所谓“太上皇”，也无法望其项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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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个喋血枭雄的真面目，于是在世人面前展开。历史有了一次大开眼界的机会，就遭殃的程度而言，百姓也可说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可怕机会。皇帝当年聚敛的大量财富，仿佛一笔特为董卓预存的钱款，专等着董卓此时前来领取；皇帝后宫中的众多佳丽，也恰好成了董卓士兵的“慰安妇”；一群会说人话的野兽，在都城周围方圆数百公里内，开始了无休无止的烧杀抢劫。滥杀无辜既已毫无新意，刑讯逼供遂以其合乎兽道的趣味性，得到了全面施行。人们寻常用来对待牲畜的烹饪法，在董卓的杀人术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借鉴，或烹或煮，乃至用猪油先将被煮者全身涂遍之类令我笔尖瑟瑟发抖的方法，都在董卓的呵呵大笑中得到了演示。这个人既是那样毫无人性，希望他在对待女性时有所收敛，显然也不切实际。《后汉书·皇甫规妻传》中，一位才貌双全的无名女性，就曾被董卓活活鞭挞而死。

　　董卓从游牧民族学来的智慧是：当某地的青草被吃光以后，立刻卷起帐篷，寻找新的生存点，此所谓“黑车白帐，择水草而居”。这样，当长安残破得没法居住的时候，董卓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迁都的决定，把首都迁到洛阳去。

　　那是一次数百万人口的大迁徙，在长安至洛阳之间，一股茫无边际的难民潮，无休无止地蠕动着。死亡，不断有人死亡，整批整批地死亡。死于饥饿，死于恐惧，死于因惊恐发作导致的自相残杀。难民所经之处，唯余森森白骨。与此同时，董卓正唆使自己的部下，在长安大肆抢掠，挖开每一座坟墓，搜刮完墓葬中最后一件殉葬品，然后再放一把野火，烧尽汉家陵阙。

　　在距长安二百六十里的地方，又一座阿房宫高高矗立起来。那是董卓的私家庄园郿坞，我们知道它的外墙高度和厚度竟然与长安城墙相同，“高厚七丈”；我们听说坞中所藏珍宝还有“金二、三万斤，银八、九万斤”，别种“奇玩积如丘山”，光藏匿的粮食，就可对付三十年。它富可敌国的规模还可从下面一个事实略窥一二：董卓兵败身死后，为抄没郿坞的家财，司徒王允竟派去一支五万人的军队。

　　有一个事实似乎与董卓的总体气质不甚谐调，那就是大权在握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漫无节制地分封自己嗜血成性的部下，倒是提拔了不少素以忠勇体国着称的贤人士大夫。然稍一细想，这事也绝无可怪之处，人性中每每两极相通，通常越是粗豪不文之徒，越有可能对文人表示钦敬，三国时代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着名的旁证：莽汉张飞历来爱勾搭文人贤士，倒是平时经常读读《春秋左氏传》的关羽，对读书人较少看得上眼。我们若将此视为“草莽定律”，即使撇开心血来潮的成份，董卓抬举、重用某些读书人，也完全无法改变我们对他的一贯看法。何况，他提拔读书人的方式，也完全是草莽式的。东汉着名大学士蔡邕，当年曾在一天之内被董卓升了三次官，而蔡邕之所以答应出面任职，乃是因为董卓放出了这样一句狠话：“你若不来做官，我杀尽你全家老小。”“你怕我吗？”董卓有次这样问皇甫嵩。他很希望这位当年军阶在己之上的朝廷重臣，现在能屈膝向他求饶。之所以这样问，也许正泄漏出董卓曾忌惮这位天才将军的事实。皇甫嵩的回答是：“岂止我一个人怕你，若你大行无道，天下都将为之悚惧。”董卓倒没有杀死皇甫嵩，他也许正在思索皇甫将军的话。一个人如果能够使天下为自己悚惧，这是否同时也会在他内心产生极大的恐惧呢？这个心理学上的课题，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个案，我们只能姑且存疑。虽然我又坚信，世人的恐惧，没有比暴君的内心更强烈的了，一个人残暴的程度，往往与他内心惊恐的程度成正比。

　　何况，即就客观现实而论，董卓也非没有恐惧的理由，他知道在国土的东面，正聚集起一支反抗他的大军，其中就有几个决意与他成为死敌的对手。他在长安时就知道曹操，一度还想让曹操替他做事。曹操逃走后不久，就率领一支只有五千人的军队，试图打回洛阳。虽然曹操被自己的部将徐荣打败，但董卓毕竟自此以后不敢再萌生东进之念。不久，又一支打上洛阳城头的军队，可是着着实实让董卓领教了厉害。孙坚，区区一个长沙太守，竟然孤军深入，将董卓手下打得节节败退。在距洛阳九十里的帝王陵墓间，董卓曾亲自出马，与孙坚作一对一的决斗。肥胖的董卓虽臂力惊人，却终奈不得身手矫健的孙坚分毫，只因手下援手及时，才免于一死。我相信，这场陵墓边的厮杀，一定会给董卓笼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他把首都迁来洛阳没几天，就被这位“孙坚小戆”硬生生地夺了回去。他所能做的，只是出逃前再放一把野火，把又一座上好都城毁于一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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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董卓有所不知的是：在他当年侮慢司空张温时，正在张温手下的孙坚，就曾罗列了董卓三条罪名，竭力主张杀掉他。只是由于张温的脾性过于“温”了些，才使董卓免于一死。

　　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，无数兵士埋骨沙场，使两座巨型城市（长安和洛阳）同时黄钟毁弃，难道不至少需要十年连续不断的破坏，才可能达到吗？董卓的回答是：不，只要三周就够了。

　　这是文明毁灭史上的惊人特例，据裴松之记载：董卓从握有大权到身首异处，“计其日月，未盈三周。”我不清楚的是，他的郿坞到底是何时兴建的？总不见得也只“未盈三周”？

　　汉朝自高祖“斩蛇起义”，三百多年的不朽家业、文功武略，只在短短三周内，便尽遭毁坏，从此再也无法复苏。董卓死了，是被他身边那头金钱豹咬死的。

　　趣闻解密点评：在时机巧合的情况下，权谋无几的董卓，即使什么都不会，但是说到实行恐怖政策，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大行家。一个人若想要造福世界，恐怕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，同样若想要荼毒人间，成为千夫所指，一般也需要一段时间，可是，造孽对于董卓来说，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。